它极力反对法律政治学人所常持有的守法主义思维定式、政治与法律的分离命题，要求秉持法律与政治的一体化观念，(78)并将其共同置于实践理性视野之中，特别是证成文化之中予以审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繁重，但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发展，开启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
在中国，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现了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思想。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气候变化、跨国传染性疾病等国际危机不断出现，过时的冷战思维、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利益之上并且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的霸权主义作法已经不合时宜。脱贫是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工作日程上的重中之重。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新中国的发展和振兴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历史性突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良法善治，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发展保驾护航，为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引领方向。坚持和弘扬当代中国人权观还离不开人权研究，要依托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发展我国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明清王朝建立后，重新制定了成文法典，但先例仍为法律体系极为重要之组成部分。
(1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虽然《清史稿·刑法志》批评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实际上条例、则例等单行法推动了中央集权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使传统法律的功能及形式更加规范和完善。律由令转化而来，律本来就是作为编辑加工后的稳定的令而出现的，它来源于令(36)，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律、令，在内容及性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形式上皆表现为单行法的形态，数量持续增加，内容庞杂繁复，是秦汉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秦汉国家对法律体系的完善，亦是围绕着对律令进行删修和整理而进行的。作为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法律秩序统一之维系，法典本来就与传统王朝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完善律令格式的同时，开始编纂六典，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51)。两阶段并非毫无交集，在律令法典阶段，萌生了编纂会典的需求、想法和尝试，在会典阶段，律令法典尤其律典仍然存在。
然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错综复杂表明，人之理性，无论是建构理性还是经验理性，都不是万能的，由此，纷繁复杂的世界及深刻复杂的人性，也绝非用一部或几部理性的法典就能包容和规制，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54)。⑧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法典重新被视为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法律秩序之支撑。律令的法典化伴随着律令分途。
垂统建中，必资于制度(20)，治世之建立，必然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良好运转，法典正是作为承载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形式而出现的，律典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21)，令典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22)，会典立纲陈迹之端，命官辅政之要，大经大猷，咸胪编载(23)。二、从律令到会典：法典化的中国进路 从全球法律史的视野看，古代中国的法典化诚为世界史及全球范围内法典化现象之有机构成，但其内容、进路却与近代发自西方的法典化大相径庭：近代西方法典化始于宪法及民法，古代中国法典化始于刑法，此其一。在以法典为统率的传统成文法体系中，先例的生存空间内生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功能需要。进入专题： 法典化 法典 中华法系 中国之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誉满全球，但在法律史上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的并不只有民法典，早在民法典情结形成之前，古代中国以及周边诸国就产生了唐律情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②。(39)《朱子语类》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法典不仅是成文法的高级形态，更被视为正统之必须符号、治道之必要构成、先贤理想之载体，兼具了法律、政治与文化内涵，寄托了中华民族先人行圣贤之道、求长治久安的理想与期待。(二)法典非例不行 虽然，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成文法的传统，但重视经验、援引先例的做法可谓发自于中华民族先人敬天法祖的观念深处，议事以制的先王之制亦非一断于法的一朝变革所能轻易清除，相反，藉由早期成文法过于具体、狭窄的特点，先例在秦汉法律体系中继续滋生和成长。
总之，明清会典纂修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遵循特殊严格之程序，其大经大法的地位及效力不仅为朝廷反复宣谕和强调，而且在诸多实际行用的事例中得以体现，某种意义上说是明清王朝的大经大法根本法。自唐代中后期至宋代，律令体系中解法典化的趋向不断强化，终于在元代演变成弃律令用格例，法典被废弃，律令体系一度瓦解。固然，单行法的无序涌现不可避免对律令法典的适用造成严重干扰。相传由孔子编定的《尚书》梳理了上古圣王的事迹与治国经验，撰成《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章。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62)。古代中国法典化肇始于律令法典之编纂，是历史演进自然之势。
唐高祖武德七年颁布新律，诏令开篇即称：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与魏晋法典化相比，明清再法典化的新内容之一是编纂会典。
通过编纂法典锻造统一法律秩序，是法典化的首要价值，关于编纂法典有许多理由，而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使法律清晰，使法律成为整个国家通用的规范，保证法律在政治水准上的连贯性(12)。(74)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⑤。其次是贴例拟进，即司法机构在奏钞中拟定出处理方案，将检得之先例附于奏钞之后，作为处理依据，供最终评判之参考。
《〈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但是，单行法和先例的运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典地位下降，相反，法典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来就离不开单行法和先例的辅助，律以定罪，例以辅律(72)，作为基本法，法典对单行法与先例的适用构成有力约束，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73)。法国大革命前，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路易十四等国王和法律家努力将分散的旧法律组合成统一规范的法律体，实为近代欧陆法典化之起源。及单行法发布既多，不得不撮而录之，于是所谓法典者见焉⑥。
基于此，西汉中期以来的法律儒家化，必然演进为以儒家经典为本的法典化。当然，违反会典的案件数量比违反律例的案件少，对违反会典行为的惩处方式、程序与一般违反律例行为不尽相同，司法官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更多引用律例断案而很少引用会典，但这正说明会典大经大法根本法的性质和地位，现代国家的宪法地位崇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频次远不及普通的民刑法等，适用程序亦非普通司法程序，有些国家甚至不允许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判决中引用宪法，但不能就此认为宪法没有法律效力，不属法律规范。
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粲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70)(清)王明德：《读律佩觽》，何勤华、程维荣、张伯元、洪丕谟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62)(6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第231页。
此外，成案虽一般被认为不具有必然的法律效力，却实际上对案例的处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⑥⑦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第122页。(三)法典化传承先贤经典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27)。本文基本赞同会典为大经大法根本法之观点，并针对政书史书说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第一，会典纂修规格之高，非一般政书、史书可比。
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谕内阁，称会典是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46)。另一方面，非刑事法同样是政治统治的有机部分，承担政治控制的部分功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要契合天理人情，足以为后世所法。(一)不可立一法典而轻废数十法 单行法的产生早于法典。
(16)(17)《隋书》卷25《刑法志》。儒家向来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纲举目张，遵循先王事迹与治国经验。
